杠铃人生：陈镜开与陈氏家族

　　2010年12月6日，传奇运动员陈镜开溘然而逝，享年75岁。

　　1956年，21岁的陈镜开在上海打破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此后，在他的运动生涯中共打破10次世界纪录(其中一次未宣布)，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打破世界纪录次数最多的男子举重选手。

　　他的弟弟陈满林、侄子陈伟强同是举重名将。20多年间，陈氏家族3人共打破15次世界纪录，占当时中国举重纪录的一半。

　　主笔◎李伟

　　“开叔”走了

　　“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死而无悔。”陈镜开的弟弟陈满林对本刊记者说，这是陈镜开最后的一句话。

　　“他是第一个把我国竞技体育推上世界水平的人。”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如此评价这个身高只有1.5米的广东小个子。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陈镜开没有参加过一次国际大赛——无论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还是亚运会，也没有得过举世瞩目的冠军，但这都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

　　1987年5月11日，国际奥委会授予陈镜开奥林匹克银质勋章，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获此殊荣。1997年，他入选国际举重联合会名人馆，后任亚洲举重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陈镜开离开一线运动队，担任广东省体委副主任，分管群众体育和外事活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1年。1979年初，在陈镜开与霍英东的共同努力下，“省港杯”足球赛经邓小平拍板后得以举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涉外体育竞赛。

　　陈镜开生性淡泊名利，为官期间不喜欢被称为“主任”，同事后辈多投其所好叫他“开叔”。侄子陈伟强告诉本刊记者，1994年，陈镜开因心肌梗死，病情危急：心脏的2/3前壁缺血坏死。那一次，他心脏停跳两分钟，在电击4次后才恢复心跳，医生们说：“开叔活过来，是他为自己创造的‘第11次世界纪录’！”“我三哥有顽强的生存意志，靠着1/3的心肌支撑了这十几年。”陈满林说。

　　大病之后，陈镜开退休，侍花弄草，养鸟喂鱼。天气好时，广东体委大院里常见到他笑眯眯地和人打招呼，有时他手里会拿着一两棵花儿……“买一把花开不了多久，就这样一盆盆地买，养不活的，只当是买了插花。”

　　这位功勋运动员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陈满林回忆说，陈镜开上一次接受采访还是2008年，当时中央文史馆与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主要内容是对周恩来总理的回忆。

　　“我三叔喜欢热闹。他退休后，我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开车带他出去吃饭，每次都找不一样的地方。”陈伟强说，陈镜开并没有离开奋斗一生的举重运动，他与四弟陈满林分别担任广州健美举重协会的正、副名誉主席，还时常返回家乡指导小运动员的训练。

　　今年9月，陈镜开因双腿肿胀住院。中秋节期间由家人接回休养，但节后又在家中晕倒而被送到医院。“开始以为是心脏病，后来检查发现肺部恶性肿瘤。”陈满林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他的心肌坏死较多，无法承受化疗和手术；同时血管钙化比较严重，也没办法进行支架手术。”

　　12月初，陈镜开的病情开始恶化，体重下降到不到40公斤。“三哥没喊过一声疼，医生觉得他是特殊材料做的。”陈满林说。6日凌晨，陈镜开陷入昏迷，15时16分，“开叔”走了。

　　“海珠桥墩”

　　陈镜开生于1935年11月，陈家祖籍在东莞石碣镇水南村。他父亲陈兆为家中独子，10岁时爷爷去世，由奶奶独力拉扯长大，生活非常艰苦。

　　陈满林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年奶奶干力气活养家，每天挑着一担未脱壳的稻谷到石龙镇上，单程要走十几公里，路过日军的关卡时，还要把猪血涂在脸上扮丑。后来陈家从水南村迁到石龙镇。父亲陈兆成年后与几个朋友合股开了一个粮食加工的小作坊，同时兼卖粮油。日子渐渐宽裕起来，后来又开了一家布店由母亲打理。

　　石龙位于广州以东，地处东江的北干流、南支流交汇处，自古以来即是重要的码头，有800多年的历史，与广州、佛山、陈村并列为四大名镇。解放前，东江经常泛滥，淹没两岸大量的农田。每到灾年，陈家都会施粥赈济乡亲。“我奶奶用一个1米多高的大桶，每天熬粥给灾民喝。”陈满林说，“石龙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她，管她叫‘米姨’。”

　　陈镜开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小商人家庭，陈兆一共有5个儿子1个女儿，陈镜开是第三个儿子。

　　陈镜开的身材矮墩，四肢硕大、匀称，从小贪玩好动。他在家里自己搞了一个“体操道具”，用一根粗绳捆住一截短木，吊在卧房的房梁上，然后骑在木头上玩“旋转木马”。或者叫伙伴们在一起玩儿叠罗汉。“如果三哥没有进举重队，我们也会被中南军区杂技团挑走的。”陈满林说。

　　陈镜开最初在石龙中学读书，喜欢打篮球，是校队里最矮的队员。他打起球来横冲直撞，身材虽然不高，却非常结实，常把对手撞翻。同学们管他叫“无制火车头”。

　　陈家重视子女教育。大哥陈枝把陈镜开转到条件更好的广东师范学院附中读书。陈镜开13岁到了省城广州。学习之余，他迷上了健身。当时，广州市五仙观边上有一家“谭氏健身院”，老板是归国华侨谭文彪。陈镜开就到健身院打杂，1953年中学毕业后，他就留在健身院做杂工。

　　1954年底，中南军区体工队举重教练李启龙物色举重运动员，到老朋友谭文彪的健身院里寻访，当时19岁的陈镜开身高仅1.49米，两腿奇粗，全身肌肉发达，美中不足是足踝内翻。那时粮食供应比较紧张，陈镜开饭量大，常常吃不饱。谭文彪希望李启龙收下陈镜开，给他找碗饭吃。

　　陈镜开的双腿强壮有力，尤其是大腿呈四方形，就像桥墩子。这样的身体条件，是陈氏家族的遗传特征，陈满林、陈伟强也有相似的“方形大腿”，后来被外界比喻为珠江上的“海珠桥墩”。

　　“举重运动非常强调腰腿力量，尤其看重腿部力量，天赋很重要。腰部力量则可以后天练出来。”陈伟强说。

　　即使在今天，陈苏媚依然认为“开叔”具有天才举重选手的身体条件。她是石龙镇举重训练基地主任，也是我国第一批女子举重运动员。她告诉本刊记者：“选材上一般以臂短、腿短、腰长，身体灵活、协调性好为上。开叔的肘关节很直，肩部的柔韧性非常好，看他破世界纪录的录像，提铃、下蹲、翻腕、上肩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协调。”

　　李启龙也看中了陈镜开的身体条件，想把他带到体工队。陈镜开心里十分乐意，当时却遭到了父亲陈兆的反对。陈兆不希望儿子搞体育，想让他回家帮忙打理生意。“而另一方面，三哥加入华南军区体工队就要参军，我父亲反对他参军。”陈满林回忆，“父亲脑子里还是旧观念，我们那里有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仔不唱戏’。他从旧社会过来，看到当兵的都是欺压老百姓的‘烂仔’，陈家几代人都清清白白的，怎么能当兵呢？”

　　最后还是大哥陈枝说服了父亲，于是，陈镜开拉着一辆板车，驮着行李跟着李启龙来到中南军区体工队。

　　经过短期训练，陈镜开参加了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由于个子矮，没有适合他穿的服装，只得用别针将举重服别起上场。在这次比赛中他取得了56公斤级的第三名，随后入选了第一届国家举重队。队员一共有8人，还包括当今举重元老薛德明、赵庆奎等。

　　这支年轻的队伍立刻接到6月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可是赛前集训却出了问题。国内不具备赛前集训的条件，国家体委立刻决定把这8个人派往苏联。

　　解放前，中国只在1947年举办过一次举重比赛，共有29人参加，冠军也才仅仅达到现在一级运动员的水平。“与硬件相比，我们当时最缺的是教练。国内竞技体育怎么搞，都还在摸索。陈镜开的启蒙教练李启龙，还是搞武术出身。”陈满林说。

　　苏联在当时代表了世界举重的最高水平。中国举重集训队被安排在著名的“迪纳摩”体育场看台底下进行训练，与举重队同赴苏联学习的，还有中国体操队。

　　“极端”的纪录

　　当陈镜开等人前往苏联时，最初并未意识到自身之于中国体育的特殊价值。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虽历经坎坷获得邀请，却只赶上了奥运会的尾巴，成绩不如意在预料中，中国政府更多把它当成一个外交场所，以求在政治上有所收获。

　　“体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国力的体现。当时新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在体育上取得突破，但不可能在所有项目上百花齐放。突破的重点就在一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陈满林说。尤其是轻量级举重，我国的选材面非常广，“西方人普通身高也在1.7米以上，体重就要60多公斤了，而我们有很多小个子，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很好，体重可以维持在50多公斤”。

　　在苏联，我国的第一批小个子运动员超负荷训练着。在某种意义上，举重是一种类似于搬运工的运动，累计下来，每天陈镜开都要扛起1万公斤的重量。4个月里，他将自己的总成绩提高了40公斤，当时在这个级别世界上能举起110公斤的人可能不到5个。陈镜开用尽全力提高自己，从115公斤又挤进了120公斤。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体委决定取消参加在华沙的比赛。

　　陈镜开回国后继续苦练。当时国内的条件非常简陋，训练器材要从苏联进口，四五个人共用一个举重台和一副杠铃，只有顶级运动员才能享用到巧克力和葡萄糖这样的“奢侈品”。而帮助恢复的营养品只有维生素药片。“杠铃质量和现在没法比，经常中间的杆子就震弯了，我们就用杠铃片去砸直。训练时要‘重举轻放’，不能像现在运动员那样把动作做完就把杠铃扔下来，而要轻轻放下来，所以特别累。”陈满林回忆说。

　　历史终于定格到了1956年6月7日，解放军和上海组成联队与苏联队举行举重对抗赛，地点在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举重台上标明当时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运动员温奇两年前创造的132.5公斤。陈镜开上台，在举起125公斤后，第二次试举就冲击133公斤，但没有成功。但他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一气呵成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

　　虽然只有0.5公斤的差距，但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而更重要的是，他打破的是美国人创造的纪录。这是一个极具政治价值的世界纪录，因为“中国人战胜美国人了”。“我们当时参加不了什么国际比赛，也拿不了冠军，但是我们可以破纪录，可以创造人类在那个时期的竞技极限。”陈满林说。

　　那一年，陈镜开名噪大江南北。旅法女作家钟丽思在她的作品《顽童时代》中，记录了当时广东孩子们是怎样向英雄学习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劲学陈镜开。”

　　1956年11月，陈镜开又连续打破两项世界纪录，《人民日报》立刻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但是，由于这几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国内创下的，一些西方国家拒绝承认。

　　一年后，陈镜开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具传奇性的一举，赢得了国际认可。

　　56公斤级的比赛在陈镜开和苏联选手哈尔芬之间展开。最后时刻，场上形势对陈镜开极为不利。推举、抓举总成绩哈尔芬领先了15公斤，尽管在挺举上陈镜开领先了7.5公斤，但哈尔芬的总成绩还有7.5公斤的优势。陈镜开最后一把要了140公斤，一次增加了10公斤。“这是一个他在训练中都没有举起过的重量。”陈满林说。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赛前降体重消耗过大，他当时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每次出场都是一次折磨，两条小腿不停抽筋，甚至无法自己退场，不得不由师兄赵庆奎把他抱回休息室。

　　举重选手之间的竞争其实在比赛前一个月就展开了，比的就是降体重。“我们当时没有现在那么科学的方法去降体重。”陈满林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加极端地控制饮食，甚至会一个月不喝水，不碰杯子，只靠食物补充水分。“渴急了，教练给我们买一个柠檬，在嘴里挤一点酸汁，我们都曾想把柠檬皮吃下去。”陈满林说。正餐的分量也逐渐减少到一点主食和水果。有时候运动员起床后会眩晕，不得不扶着床走路。

　　举重运动员拼到最后，身体都会抽筋。而当时，陈镜开已经筋疲力尽，小腿肌肉硬得像石头，这是全身抽筋的前兆。最后，他重新走上举重台，双手握牢杠铃，猛一个提拉，再一个箭步，他不可思议地举起了140公斤的重量。“当时场面就乱了，升旗时中国的国歌都没找到，最后还是中国大使馆送上去的。”陈满林说。

　　由于陈镜开的腿部力量特别大，他把原来的箭步式提铃技术改为下蹲式，以便更好地利用腿部肌肉。他的大小腿都很粗大，下蹲时，大小腿肌肉互相挤压，不能蹲得很低，因而影响连贯性，造成提铃位置不准确。他每天反复练习这个动作，锁骨和胸部被压得乌青肿胀，才找到了解决办法。从1956年到1964年，他先后10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当时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1964年12月30日，陈镜开在《中国体育报》第四版发表了《战胜伤痛 献身祖国》的文章。长期的超负荷训练，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巨大损伤。他的第二、第三节腰椎骨骨裂，躯干神经线几乎暴露在碎骨外面，随时可能因损伤神经线而导致半身不遂，甚至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休息3年治疗，但他只治疗了3个月。他的后6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忍受伤病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三叔属于第一代举重运动员，他们始终在摸索如何发力、如何避免伤害，一切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所以他们的伤病也特别多。”陈伟强说。

 

 

　　骄傲与悲哀

　　陈镜开在举重运动上的成功，将石龙的陈氏家族与这项运动紧密关联起来。大哥陈枝参加了全国举重教练学习班，返回家乡办了一家业余体校，任举重教练。体校就在镇广场边上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晚上点上煤气灯，带着孩子们与杠铃较劲。后来，从这间小房子里走出了叶浩波、叶焕明、赖润明等一批冠军与纪录创造者。

　　当陈镜开在上海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时，他的四弟陈满林还在广州34中学读书。受三哥的鼓舞，陈满林的志向也是当一名举重运动员，业余时间就在谭文彪侄子开的“新青年健身院”锻炼。

　　1958年广东省举重队组建，备战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当时陈满林17岁，读了半年初三，由于良好的身体条件就被选入省队，第二年便入选国家队。两兄弟在北京相聚，他和三哥陈镜开一起住在北京体育学院的运动员大楼里。兄弟俩身材相仿，主要参加56公斤级的比赛。

　　1964年，陈镜开创造了自己运动生涯中最后一项世界纪录，随后破纪录的接力棒就传到了陈满林的手里。1965年2月，陈满林在北京举办的十单位优秀运动员表演赛上打破56公斤级推举世界纪录。1966年3月，他又在八单位优秀运动员表演赛上再破60公斤级推举世界纪录。一切似乎顺风顺水，这个25岁的年轻人正在进入他的运动生命的黄金时期。

　　但“文化大革命”却打断了兄弟二人的运动生涯。1966年11月，举重队要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已经受到了冲击，我们去体委请愿，‘荣高棠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后来周总理来安抚我们，要我们先去比赛，多想想为国争光。”陈满林说。

　　在柬埔寨的比赛中，陈满林再次打破56公斤级推举世界纪录。但他没想到，这是他运动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世界纪录，再次比赛要等到7年后。“我们坐飞机回国，形势已经变了。机场不再有领导接机。我们戴上了‘锦标主义’帽子，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不能革命，只能靠边站。”

　　已经成为教练的陈镜开和冉冉升起的陈满林于是在北京无所事事。1970年，国家举重队解散，同遭此命运的还有铁饼和铅球两个项目，统称“三铁”。“解散的理由是：这项运动过于残酷，对人体是摧残。”陈满林说。

　　兄弟二人只得返回广州。陈镜开被分配到广州建设机器厂，成为年龄最大的学徒；陈满林到广州动力机器厂当钳工。两个人都远离了杠铃，唯一的机会就是到各工厂表演。就像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里面的老艺人，在苦闷中自娱自乐。

　　1972年底，工厂领导告诉兄弟俩有首长要见他们，这位首长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送外宾到广州，问起我们兄弟在哪里、做什么。知道情况后，总理说，不管怎样，先回体育系统。”陈满林说。

　　1973年举重运动项目得以恢复，陈镜开被安排到广州体委当举重教练和领队，陈满林重新回到举重队当运动员，然而这时的陈满林已经错过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他最擅长的推举项目，也被国际举联取消了。

　　当时，中国已重返联合国，中国运动员开始逐渐回归国际赛场。32岁的陈满林领到任务就是参加1974年的德黑兰第七届亚运会，而当时他已经有7年没进行系统训练了。“我只能拼命去练，练到腰椎错位了1厘米，肿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陈满林说，“医生说我不休息就有瘫痪的危险，但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就用中药敷在腰上，勒上腰带继续练，把鸡蛋大的包又练了下去。”

　　在1973年国内测试赛上，陈满林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这也是当年陈镜开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在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上，陈满林摘取了两枚银牌、一枚铜牌。比赛后，陈满林又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两项赛事之间只有不到半个月。有意思的是，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还未表决是否接纳中国运动员参加比赛。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陈满林和另一名广东运动员必须克服疲劳马上出发。

　　为了赶时间，他们只能搭乘一班从巴黎经德黑兰到北京的货机，陈满林还躺在货舱里睡了一觉，到北京后再转飞广州，然后从广州出发经深圳罗湖口岸前往香港，从香港搭飞机去马尼拉。“那天中午，我们到了罗湖口岸，但是没有过境，就坐在武警的岗亭边上等消息，大太阳晒着脑袋，一直等到天黑。”陈满林说。因为国际举联正在做最后的表决，决定中国大陆能否取代台湾地区参加比赛。大概19点多钟，表决结束，消息传来，中国参赛的权利被恢复。陈满林和队友马上过关，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吃了盒饭，连夜前往马尼拉。由于缺乏休息和训练，那一次陈满林只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1977年，陈满林已经是36岁的老将了，举重台上，他的老对手们都已退役，台下的裁判则都是老熟人。

　　这一年，他随国家举重队前往原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举重锦标赛。同行一共10名队员，只有陈满林获得了一银、一铜两块奖牌。对这名老队员来说，是骄傲也是悲哀。“因为‘文革’，整整一代运动员都被耽误了，我36岁了还要在场上拼。”陈满林说。

　　参加完比赛，陈满林已极度疲惫。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双腿抽筋，倒在大厅里疼得打滚，最后被一名健壮的警察扛在肩上送回宾馆休息。

　　斯图加特的世锦赛成为陈满林的告别赛。回国后他随即退役，成为广东省队的教练。此后为国家队输送了1984年奥运会举重冠军——曾国强。

　　新的起点

　　1977年陈满林退役，他的侄子陈伟强开始走上前台。两年后，他不仅打破了四叔陈满林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全国纪录，同时还创造了第一个自己的世界纪录。

　　陈伟强是陈镜开二哥陈耀宗的儿子。陈耀宗早年移居广州，开了一家修自行车的小铺子。陈伟强出生于1958年6月7日，两年前的这一天陈镜开恰好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1972年陈伟强初中毕业，面临人生选择。“当时的出路只有上山下乡去农村。”坐在广东体院的训练场边，陈伟强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决定。当时他身高只有1.32米，体重32公斤，又矮又瘦。父亲陈耀宗怕他吃不了农村的苦，想把他留在广州。

　　大伯陈枝建议说，国家很多体育项目正在恢复，广州体校也开始重建招生，不如去搞体育。在大伯帮助下，陈伟强进入广州体校开始练举重。

　　直到半年后，三叔陈镜开才知道侄子的事。陈镜开送给陈伟强一条腰带和一双举重鞋，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让他终生铭记的话？“要练就好好练，练出名堂。”“我明白三叔的意思，什么是‘名堂’？不是全国冠军、亚洲冠军，而是破世界纪录。”陈伟强说。

　　两年后，凭借家族的身体天赋和不断努力，陈伟强进入广东举重队。陈镜开此时已经升任广东体委副主任，虽然不直接分管竞技体育，但还是尽可能给予举重队更多的关照。“‘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我们被保护得很好，很少参加各种运动，能够专心训练。”陈伟强说。另一方面，在物质上，举重队的待遇更好，或者说比别的队吃得更好，“正餐能多分到一块鱼，早餐还能吃到一块肉，别的项目每人每个月发1斤白糖，我们发3斤”。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广东举重成绩提升得很快，涌现出一大批年轻运动员，如陈伟强、蔡俊成、刘航远、吴胜、高明赐、郑刚等都在全国比赛中名列前茅。

　　1979年6月6日，陈伟强在上海卢湾体育馆参加中法对抗赛。“当时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是151公斤，我在训练中最高已经能举起157.5公斤的重量了，所以我那次是冲着破纪录去的。”陈伟强说。

　　他第一次尝试就要了142.5公斤的重量，并取得成功，打破由他四叔陈满林保持的141.5公斤的全国纪录，这个纪录已经维持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在冲击151.5公斤世界纪录的时候，他失败了。

　　比赛的第二天就是全国选拔赛，三叔陈镜开和陈伟强的教练商量，决定再冲击一次。“我当时年轻，根本不知道累。”陈伟强说。6月6日比赛后，陈伟强称体重是57公斤。晚上回驻地，没有吃东西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拿了一根棍子练习动作，仍旧一天禁食。晚上比赛前再称体重，已经下降到了56公斤。

　　陈伟强说，当时挺举，第一把要到了143公斤，将全国纪录又提高了0.5公斤。第二把直接要到151.5公斤。“我把杠铃提起来的时候觉得很重，然后上翻，感到腰有些松。我告诉自己，不想别的，只想动作要领，然后预蹲、上挺、开腿，成功了。”

　　杠铃落下，四叔陈满林第一个从后台冲出来把他抱住。“在场所有人都很激动，因为从1966年到1979年，整整13年，中国举重都没有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这个僵局被我打破了。”陈伟强说。这天正好是他21岁的生日，裁判们凑钱给他买了一个大蛋糕。

　　有趣的是，23年前的这一天，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23年后，在同一个日子、同一块场地、同一个级别的比赛中，侄子陈伟强延续了辉煌，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同年底的举重世锦赛上，陈伟强再破纪录，将重量提高到了153公斤。

　　1984年，陈伟强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获得了60公斤级的金牌。同样来自石龙的曾国强和赖润明也在其他级别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陈镜开和陈满林都曾接近过奥运会，但始终无法踏进这块场地。这个梦想最终还是由侄子和弟子们完成了。

　　奥运会后，由于伤病的影响，陈伟强逐渐退出了比赛，担任了教练；现在则离开了一线竞技体育，在体院从事行政工作。时代在变，选择在多元化，陈家的第三代人也有了更多的方向，虽然仍和健身、体育有关系，但已不再走运动员这条路了。

　　“三叔陈镜开是第一代举重运动员，四叔陈满林是第二代，我则属于第四代。最惨的是第三代，是‘文革’期间的运动员，全被耽误了。”陈伟强说，“三叔、四叔站在艰苦的起点，而我这一代则站在了幸福的起点。”